芬芳之草

 

文:陶亦然  

俄亥俄州的大量花粉令你用肉眼便可看见“芬芳扑鼻”是怎样的情景。在那儿,春季出游时,你仿佛被香气炮弹击中,随风飘来飘去的花瓣则是炸弹的碎片。另外,俄州哈德逊县的别墅周围的草地是每个星期都要修剪的,驾车时把窗口打开,常常会随风刮来一股强烈的醉人的草香。

 

哈县的布局井然有序,一套一套方型的英式别墅,下面铺着方型的草地,像一块绿色地毯——毫无瑕疵。草地上有弯曲的花带,通常是一排排整整齐齐的郁金香、黄水仙和玫瑰。这些草地都没有栏杆,房主们认为这样是开放和友好的表示。可是小心,不要被草地的外貌所欺骗,如果蹭到人家的草地,那真要命啊。我妈小时候踩上了邻居草地的一个角,立刻就有一位邻居喊来的警察在前面等候着,给她处罚。一次我用沙果练棒球,有一颗果实打得很远,越过树梢、一条路和水沟,滚上了一户人家草地的边缘。这么一颗只有高尔夫球大小的沙果打到人家的草地上,不到半个钟头就有警察来到我们家给了我个严重的警告。还有一次我朋友从学校开车送我回家的时候,车子不小心刮伤了某人的草地边缘。那所房子的主人正好看到,立刻上车追我们。他戴着墨镜,还穿着很长的外套,就像一个中情局干探。幸好我那个朋友驾驶技术很不错,胆量也不小,他故意把车开到一个看似死路的胡同里,“中情局干探”在我们前面停下车来,下车准备打我们,但他快接近我们的时候,我们的驾驶员快速发动了车,紧接着是逆行、闯红灯,这在美国是一生也难以见到的不可思议的动作,我们这样才摆脱殴打。故事的寓意是:碰人家的草地简直是找死!

 

而我们的草地与众不同。我妈是草地和菜园的主人,但她不像一般人那样有洁癖。她喜欢自然生长的野花、苔藓和各种各样的草类。邻居们为了毒死蒲公英而撒农药,妈妈无法理解他们怎么能让小孩和猫咪们在有毒的草地上玩耍。她排斥化学产品,肥料也用天然的。我们自己做堆肥:秋天时堆个树叶山,从高处跳到叶子中,可以闻到一种很醉人的香味。最后我们给妈妈帮忙,把叶子放到一个透气的大桶里面,让他们在里面发酵,变成肥料。

巴瑞常在工作地点找些好玩的东西带回来——比如一个巨型的镜头、一个巨型的卫星碟以及“the box”。其他孩子调皮时父母喜欢“我要扁你啦”、“你欠揍啊”,但他却说“我要把你放到盒子里面。”我们相信他真的有那么个东西,那个东西便是“the box”。在英文里面“the”虽然是个小字眼,却有很大的含义,譬如“a bomb”只是“一颗炮弹”,但“the bomb”指的是一颗原子弹哪。所以我们猜想“the box”应该是个很超级的盒子,并且迫切地想知道那个大盒子到底在哪里,它是从哪弄来的。某天他开着卡车回家,卡车后面果然有个大木头盒子。他哈哈大笑着下车,猫咪们先进盒子里玩了,后来盒子放在草地的某个角落里。巴瑞说我们可以用这个大木头盒做个树上或者地上的小屋,全看我们怎么打算。

一年夏天,巴瑞在草地上放了四个奇怪的巨型线轴,后来他们被当作两个足球门。我妈妈希望我能够参加本地的一些大众活动,交本地朋友,所以她帮我在儿童足球俱乐部报了个名。

 

巴瑞认为幼童玩足球是个非常好笑的奇观。小孩子们被分成两个队,球一放到场地的中央,便一哄而上,二十二个小孩都拼命地用脚踢球。过了五到十秒钟,球总会突然胡乱地从某个方向跳出来,然后小孩又集体拥到球落地之处,重演刚才那一幕。这个过程会不停地持续,一直到比赛时间结束。不用说,每场比赛的比分都是零比零。

 

我七岁时懂得,原来踢球还要传球。但我们当时压根不管什么策略,只管亢奋地不停地叫人传给自己。陌生队友带球时我们会问身边的人:“他叫什么名字?”如果回答是“安迪”,我们就都高声地喊:“安迪!安迪!传到这里!这里!”当地足球协会聘的裁判的水平也不比我们高多少,他们只是比我们大一些的小孩。只要一个小孩倒地,裁判吹哨。

 

有一次我们到外地去跟农村小孩踢球。我们首先取笑他们——那样土气,衣服和发型都没有我们的时髦。但真正面对这些耕田种地的健美土包子,真是很可怕的事情。最健美的对手的大腿就像两根电线杆,他做着深呼吸,凸出的牙齿都露了出来。他不像我们那样兴奋地叫队友的名字,反倒木讷寡言。球落到我们之间,我鼓起勇气去踢,他也去踢,我和他的脚同时碰到球,所以球先是没动;然后他的腿使劲了,结果我做了个前空翻,睁开眼睛,迷糊地看到了蓝天。裁判判给我一个任意球。我后来才知道他不应该给我判这个任意球,因为对手根本没有碰到我的身体,因此他没有犯规。对于那个年龄的学生,不管裁判怎么样,只要你的球队输球,裁判便是个笨蛋,回家的路上整个球队都要回忆并痛骂那个裁判多么的痴呆、眼睛多么的瞎。

 

我一直踢着那种随心所欲的球赛,得到的乐趣之一是可以在草地上放肆地跑来跑去。

 

我十岁时,妈妈建议我去参加一个水彩画班,我同意了。随后她给老师打电话,问他学生需要预备什么东西。老师的名字是个女人的名字:希拉里,他的嗓音和笑声刚像美国前总统老布什。他以领导的语气跟我妈说话,让她买最好的美术用具。

跟希拉里学习的第一个上午,我发现班里的同学都是四十到七十岁的成年人,他们见我是个热爱艺术的学生,便自然地不叫我“小孩”,毫不犹豫地给我平等的对待。他们都非常崇拜我们的大使希拉里·希德尔。我们屏气凝神地听他的每一句话,他的话犹如深奥的哲理:“暖和的颜色往前拉,凉快的颜色往后推”、“自然规律是混乱的”、“不要把色彩涂得太均匀”等。还有“KISS”规则,即“Keep It Simple Stupid!”(做事要简单,笨蛋!)意思是画画不要想得太复杂,要一直保持一种轻松的态度。我可以自由发挥,仿佛面对一片芬芳的春草,上面没有任何建筑,也没有任何人。我的第一个小时花在练习用笔上,第二个小时便正式开始画画了。两个小时后大家都停止了画画,开始喝咖啡,吃面包圈,同时也互相对作品提出批评。我在水彩班里学会了发表和接受有原则性的意见,那可能是一个十四岁小孩唯一可以批评长辈而不至于不惹他们生气的机会。评论时间结束后我们再去完成自己的画,一般还需要两个小时。我那天画的画吸引了女画家苏·卢伊斯的注意,他后来无偿地帮助我得到更多的画画机会:送我水彩画材料、开车送我到风景胜地什么的。

我的那些现实派的风景画、静物画和人体画都陈列在我的位于树林和草地之间的房子里,就像一面一面的镜子,反映着周围的天然世界。

有的周末晚上,我们在水池和森林边点燃篝火,亲戚们围着火焰坐着,聊天,欣赏天空的星星,它们像闪烁的白沙子,越看星空越感觉自己吊在深渊里四肢都抓着夜晚的空气,在寻找一个落点。聊天的第一个话题通常是星座,看了好一阵子就把注意力转向噼啪作响的篝火。我常常被火焰催眠。火舌如同维吾尔族舞蹈者的手势一样往上旋转,一丝丝沸腾的树液在松木上面嘶嘶地沁出,木头中的结偶尔爆开,“啪”地便把一小块红红的灰烬送上天空。

 

有时候野外活动时,巴瑞不见了。从外面走到房子里,可以听到有人在轻轻地弹吉他。一个隐蔽而有阳台的小房间里,他坐在从老家带过来的沙发上,弹着非常清亮、甜美的歌曲。他半握着拳的手指在做几乎看不见的小动作——拨弦。我不敢在这样的时刻打扰他,因为我知道这是他私人一个仪式,是他的一种自我沟通。妈妈说巴瑞二十多岁时做过专业的民谣歌手,他参加的乐队负责给婚礼之类的活动配乐。他已经很少弹吉他了,能够听到他弹真是很稀罕的事情。

 

妈妈看我对吉他有兴趣,便要求巴瑞教我弹。巴瑞勉强地给我上了几次五分钟的课,先教会了我和弦和基础演奏法;然后妈妈帮我找了个老师,每周二下午六点要上半个小时的课。我们请的老师挺有名的,学生特别多。第一次跟他上课吓了我一跳:他会同时弹奏两个很不同的旋律。我给他听喜欢的一个独奏,他一听就会弹,而且弹得比录音都快出一倍。他长得也很奇怪,卷发上面短,下面长,戴厚厚的、书呆子喜欢的那种黑框眼镜,每天穿牛仔裤和没有袖子的T恤。我问他为什么没有袖子,他愤怒地说T恤袖子应该是用来擦吉他弦的,这个回答让我很奇怪。上了几个月的课以后,他对我很心烦,说我听力太差,还威胁我:如果他问我“刚才说什么”而我答不出,就开除我。因为我很想跟他学习,便坚持了下来,并且发现他这个恐怖的游戏改善了我的个性。

 

虽然我高中成绩优秀,但我自己认为,那些年除了画画和弹吉他以外,几乎没有学会任何东西。

来中国后的第一个冬天,我在上海松江二中任教。一天,我以脑中的千余个汉字慢慢地写我第一首中文诗歌《无题》。有一个外语老师见我这样做便夸张地嘲笑我,他哈哈大笑,笑得都站不起来,后来还笑着离开了办公室。我感觉到他不很欣赏我这种精神上的追求。在这个陌生的地方,我变成了一个没有名字的“外教”,我以前的任何身份都没有了。而且虽然我是个艺术家,那里的学生却只找我练外语,对我的吉他演奏一点也不感兴趣。我跟他们的隔阂是不是因为我心中有一片生长着各种各样花草的芳草地,而他们心中有个人工的绿化带?

 

 2005/6 于南京

原载于《少年文艺》2005年第7/8期

照片由本人于1999年北京国庆节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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