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家的汽车故事

 

文:陶亦然

 

每次看到房子都是从那条神奇的车道开始的。从第91公路的两边高树的深沟中到7153号邮箱右拐弯,行驶上一条小路,可以看见两边的下水道冒出葳蕤的卷丹花;方向盘转回正中,继续前行,车子经过我们邻居的小房子,滑上一条更狭窄的路,这就是神奇车道了。

它两边是高大茂盛的树木,枝叶在头顶层层交错,搭起密不透风的隧道,我们的车仿佛是被吮吸到这条幽深的差不多一里 隧道里,位于远处的真空拉动力使树枝发出渐大的飒飒声,汽车像一匹马喘着气,跑得越快音调攀得越高,转换车挡的声音先往下退一步,再升高。快驶到尽头时,汽车四个轮子碾着沙砾隆隆作响,那声音如同交响乐队的演奏达到高潮,最后,车顶上被压缩的空间豁然爆开,左边松树后面出现了平整的草地和一套坚固、结实、气度非凡的房子。汽车就慢下来,在那棵葡萄树前左拐弯,就在车库前的两棵丁香花灌木中停下来。由于吧瑞对各种各样的工具的喜爱,车库进不去,就在这里下车---我们到家了。

我们家一直有两辆轿车,但从来不是那种很高档的,还有吧瑞自己做的两辆配套元件的车,一辆福特卡车和一辆道奇牌运货车。原来我妈和吧瑞都开美国车,但七十年代的国产汽车质量很次,所以八十年代新上市的日本产的、结实又无瑕、经济而舒适的汽车对我妈妈这样的上班族特别醒目。1985年以九千美金买下了一辆蓝色的马自达626型普通轿车,什么奢侈的配件都没有装。车虽然便宜而简朴,它倒是非常耐用,甚至有通灵之疑:它跑了又跑,开得越猛它越喜欢,的确是好车。1989年的时候,我妈说要把它卖掉,换成更适合她当时社会地位的汽车。但滑稽的是她为那辆已经有四年的车要价仍然定在六千美金,而且很固执地拒绝讲价。有人来看车的时候,我们孩子心里想劝劝妈妈跟顾客讲一下价,可是不敢说,怕挨她骂。后来当然没有人买,所以我们家一直留着那辆车,直到报废。至今,如果有人向我妈提到“那辆蓝色的车”,她还会挂上一副留恋的表情,好像很伤感,嗓音沙沙地重复着,“那辆蓝色的汽车”……

我妈去哪里都很匆忙,六年里单独养活两个孩子,同时上大学的人可不是什么爱安静,爱嗅花香的那种人。她的车和车里的东西都弥漫着一种工作气氛。车里面的时钟一定是提前五分钟的。她不像吧瑞那样讲规则地开飞车,所以被罚款到几乎被扣驾照的程度。她需要让自己激动起来才能正常地生活,所以她总是使用若干“兴奋剂”:车里面的音响系统非常好,那是为了吸收兴奋剂之一——摇滚音乐。她喜欢她的重金属再重些,如果按元素表排列,大概要重到铅的程度了吧。我爱严肃音乐的外婆诚恳地去了解我妈妈的这个难以接受的习惯时,我妈说,“我喜欢那个节奏,有了那个节奏我才能干活去。”甚至她现在都快要六十岁了,仍然在听“车卡车卡出出”的摇滚乐。

她还有一个“兴奋剂”是咖啡,厨房放着一台可定时间的咖啡机,闹铃一响她就下楼喝。她喜欢研究什么是最香的咖啡,每天都循环着换品种。1985年,我们送给她一个特殊的瓷咖啡杯,杯子的下面有橡皮垫,那样她在那辆626里奔波时,杯子不会在仪表板上滑来滑去。她有八年时间每天早晨七点把咖啡杯放到那辆车里,有时为了戴手套,就放在车顶。不管天多的么的冷,车子都可靠地点火而发动,而与我的跟那辆车性格相反的妈妈,一个科学家,都发明了几种不同的塑料、太阳能产品和汽车装置,却是个很可爱的,很“三八”的妈妈,跑一个小时的路到克里夫兰市的实验室时,才发现咖啡杯还奇迹般地留在汽车上面,耐心等待着。

尽管那时候年纪很小,但自从那辆蓝色的车来到我家,我就一直在观察开车技术并收集关于汽车的知识。吧瑞从我很小起,一直喜欢给我讲汽车课,教我这方面的术语,培养我对汽车的兴趣。他1987年也买了辆马自达626,但他买的是白色。我和他的传统活动是去电影院看电影,然后去玩具店,他总是给我买火柴盒那么大的迷你汽车。美国汽车文化很浓厚、每个成人都开、全家人经常在一起谈到车,可是吧瑞不是跟大家讲这些的,他只有私下里才教我。吧瑞无疑是那种调皮的爸爸,喜欢为孩子展示他的顽皮才能。从怎么用汽油点燃巨型篝火、怎么抡着大斧子把木头劈开、到怎么在斜度大的山坡上滑雪。他每次教我这些有危险性的技能都会演示一下错误的做法,并同时说“千万不要这样做,因为会让你[身体某个部位]受重伤”,然后他会给我看他给我看自己的那个部位,把一条恐怖的疤痕露出来,说是几岁的时候弄的。我估计他在自学种种歪才时受了不下十几次重伤。

有一个冬夜,我跟吧瑞的关系发生了细微但是极其重要的变化。那晚看完电影我们没有去玩具店,因为我已经十二岁了。他有些不知所措,并且很压抑,他真的希望我不会长大。他把车开到一个偏僻的空停车厂上,一声不吭。外面天很黑,地上皆是冰雪,辽阔的停车场边缘上堆着三四米高的雪堆。在这样凄凉又寂寞的气氛中,他忽然一笑,加快了速度,车里随即充满了他那哇哇哈哈呼呼呵呵的疯癫笑声。他十分欢畅地将刹车踏板跺了一脚,使整辆汽车旋转了两、三遍,就像娱乐公园里的碰碰车一样。他一轮又一轮地做这个旋转游戏时,技术不亚于赛车手。然后从脸色上看出来,他阴郁的情绪已经得到了发泄,这样对回家的现实大概有了心理准备。我们调转车头回家的时候,他带着微笑向我说:“你以后绝对不要这样做,哦。”

到了1989年我终于开始了和汽车的直接对话,第一次把手放在那个蓝色塑料的排挡杆上和它“握手”。第一次调挡很陌生,但成功了就再没有害怕过了。然后我十六岁的姐姐每天送我到学校上课时就跟我讲开车的技巧,因为她喜欢把自己当做妈妈。她对我而言是个很有耐心的好老师。她和吧瑞都让我从乘客的座位上练习调挡。

学习怎么驾驭像汽车那样有力量的一个东西让我感到一种狂喜。对一个少年来讲,汽车大概有女孩那么神秘,也许正是因为这个,国外人才喜欢说美国人和汽车有着恋人般的关系。在我们自己看来,这种不同寻常的宠爱其实没什么奇怪的,每个年代都有它独特的浪漫观念吧。学车的那段时间我还在学校里学莎士比亚的《罗密欧与朱丽叶》,聆听古代英国的浪漫观念。老师讲课时我正做着充满发动机轰隆轰隆响声的白日梦,醒的一瞬间便听到老师指出古代欧洲的一个文化特点,即早婚。老师朗诵了故事中的保姆向朱丽叶劝说的对话:“你几乎十四岁啦,怎么还没有结婚哪?”教室突然没动静了,然后有的同学尴尬地笑了,心里想着“那太早了吧”。可是没什么可笑吧,古代人是早婚,我们这一代是跟汽车早婚,差异也不是很大。我父母和朱丽叶保姆的说法非常相似,他们曾对我说过:“陶亦然,你几乎十五岁了,怎么还不会开手动排挡的汽车呢?”

美国父母为什么这么大胆,希望自己的孩子十五岁生日就考驾照呢?流行说法是他们很开放,希望培养孩子的独立精神。可是根本原因不在这里,根本原因应该是美国的父母懒得每天下午五点到九点给孩子做私人司机。美国人口比较分散,城市规划过于宽敞,所以在外面办任何事情都要开汽车去。比如,你有两个孩子,两个孩子要买东西、搞课外活动、拜见朋友等,都需要父母做司机。雪上加霜,为自己开车花的时间也不少,譬如上下班、买菜买东西、跟朋友聚会、搞业余活动什么的。所以美国家长对开车就像巧克力厂工人对巧克力那样厌恶得要命。 

虽然美国的父母有严厉、死板的、也有对孩子溺爱而过度的,但我自己的父母不是这两者。我妈很开放,她对别人个性的容忍是非凡的。我学开车的时候也在学吉他,包括电子吉他,我妈不仅不干涉,反而很喜欢,老是要求我把音量放得再大点。也许她怕一个那么深爱他母亲的小孩成长起来会过于女性化,所以她鼓励我开车、用电子吉他弹奏重金属音乐、交女朋友、甚至偶尔给我喝杯劣酒。若我要跟一位朋友玩视频游戏,妈妈很乐意让我开她的车去借软片,我们在我家玩到凌晨四点、一直到最后的魔鬼被征服以后才歇息她都不介意。她只要求我成绩好,别的什么都不管。她认为我也许会在一段时间里过度关心某个不太健康、不利于学习的东西,但她相信我也会像她那样自觉地醒悟。她的这个理论应该说是对的吧,我从十五岁开始,人竟变得竟越来越雅气了。原来亲戚和老师们都向我施加压力,要我多读书,受了好几年的压力以后,大家放弃对我这样的要求,但我那时突然主动去读厚厚的经典小说,另外在听过很多激烈的音乐之后我开始像我外婆那样喜欢起古典音乐。我记得我跟我一起弹吉他的朋友布拉德边打桌球边听音乐时,他爸爸下楼看看我们在干吗,然后问道:“咦?这是什么音乐啊?”布拉德瞄准着球回答:“这是莫扎特嘛。”同样,我开车的技术和目标都成熟化了,原来喜欢去开飞车的地方不怎么去了,慢慢开始更喜欢找些美丽的瀑布公园。那时我也喜欢找些学生可以做的兼职工作、生活就染上了更多成年的色彩。

一直到1999年,我还很热爱汽车。那时我关注汽车杂志,学习新的开车技术,我和一辆红色跑车正在磨合,天天开心地跑几趟。可是那年夏天,不是我开飞车玩技术的时候,而是在我规规矩矩行使的时候——像海啸来临之前的绝对安静一样,我在公寓楼前的小车道上看着路,向左看、向右看,然后左拐弯,这时有一辆车速超过合法速度一倍的车,根本不给我任何时间反应就撞上了我跑车的前段,撞的地方彻底地坏掉了,而离我身体不到一尺远的地方,跑车的节气门被撞开而自动全力往前冲。我在刹车上都站起来了,马路上的黄线都被我旋转着的轮子融化掉了,车还是继续往前开着,我几秒钟后才反应过来,把车钥匙转个半圈,把电源关掉,跑车才停下来。车子当然被报废了,但我本人还留着,差点死最终没有死,其实被严重损伤的地方是别人看不见的呢。

我父母和朋友们都想安慰我说,“一个人一生平均要出两三次严重车祸。你这个事是正常的,我们都经历过呀,车祸的事快点忘掉算了,早点恢复正常的生活吧。”可是他们这么讲的时候我并没有感到什么安慰,倒是觉得他们的脑子有病,甚至觉得美国整个社会的这个“浪漫情结”有点变态。我们说过汽车就像个恋人,按道理恋人的关系总是有个结束点,情人总是要分手。也许我是一个心理过敏感的人,在中国回头看着美国的生活,有点不理解为什么每一个人都是那样热情地去开车,一趟又一趟,心里一点不厌烦。我发现我跟他们那些人有所疏远,我已经无法了解那种心理了。

 

这几年在中国生活,骑自行车上下班,虽然踩起来很吃力,但我还是更愿意接受这样比较慢的交通方式。不能说这里的交通比美国有秩序,我也知道这里的车祸是世界之最,但骑着自行车,速度不是太快,我又很遵守交通规则,就没有机会发生几乎被汽车撞死的那种事。慢慢踩着我破车子的脚踏板,或者停下来等信号变绿,心里很踏实。我的那头“铁驴”让我敝帚自珍,它那样颇为破旧,不讨小偷喜欢,最终成了我的老伙伴。我就像一个爱吃醋的老公,为妻子买难看的衣服:我收集面包包装上用的各种颜色的扭结丝,补好篮子的漏洞;把破烂的位子用胶带裹起来。它在骑行时发出叽叽嘎嘎的声音,好像铿锵地播出一种广告:大家来听吧,我多么的老旧,多么的耐用。

 

2004年三月份过生日时,我准备骑我的可爱的铁驴到茶馆跟朋友聚会,把钱包一打开就看到我美国的驾照,发现它当天就要到期。我看了它一眼,想了好一阵子,我还是留着它做个纪念吧。

 

 2005/1 于南京

原载于《少年文艺》2005年第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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