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块钱

 

文:陶亦然

 

小朋友个子矮得视线只能落到成人的腿部。只要外面走路,整个世界都是不断来回的大腿,感觉像在大森林里荡秋千。我妈有一次忘了跟我牵好手,她在商店里购买衣服时,我看上了一个漂亮的汽车玩具,看好了我跟我身边的大腿拉上了手。那位中年女人以为我是一个很善良的孩子。过了一段时间我发现那双大腿不是我妈妈的,于是那位阿姨帮我向百货公司的保安求助。我妈在试穿衣服的时候竟然听到了雷鸣似的广播:“请陶亦然的妈妈来到前台”,吓了她一跳。

对于成人,哪怕是最和蔼的成人,我都很畏惧,我的柔软的头发好像是黄金丝绸线条,谁也忍不住要去爱抚,他们“抹”我的头。问题只是他们太大了,我嫌他们把我当成自己的宠物。我把脸紧靠在妈妈的大腿上,用手掩盖自己,样子很害臊。由于看了太多的卡通片,我暗信我可以超人那样把他们好好收拾一顿。他们又来了年龄问题,妈妈叫我说,但我羞涩得只能举起几个手指,引起一片大腿的笑声,提问的人又摸摸我头发。他终于走了我松了一口气,考虑那大人身份问题。他可能是我亲戚或我父母的朋友,可是我都不能熟悉,因为我看不清楚他们的脸,看得脖子发酸。

我虽然怕他们的眼光、评价和抚摩,我第一次看到崭新的一分美金就不在乎这些了,对它的浓厚的兴趣差点让我把自己的名字给忘了。它闪烁着又黄又红的色彩,简直是有魔力的,可惜不能吃!它的一面有个侧面的头像,一面是座古希腊式建筑,还有很多看不懂的字。送此礼物的人就是我魁梧的舅舅,他的名字叫格仁,是位擅长逗我玩的好人——吓唬我、痒我、让我变成“飞机”——可又是一位让我发怵的巨人。他把铜币给我可能是跟我开玩笑的,他是那种没有一个严肃细胞的人。我考虑着钱是不是有什么问题,是不是假得,或者没用的,是不是连格仁也会小看我?我怀疑持续了满两秒钟,又被那在手里闪烁的新硬币迷惑住。同时周围的大腿们从我看不到的地方讲了很多模糊的话,幸亏我外婆蹲下来看我,以小朋友英文向我建议,“嘿!然然,这么好的东西,你一定要把它存起来,不要搞丢了哦!”我点点头,于是我把那枚林肯头像硬币藏在我裤子右侧的兜里。在回家的路上偶尔地把手塞到兜里去查一查,屡次这样做才能让自己放心它没有掉。不管别人怎么样,外婆的话我听清楚了,我信任她。

 

 

过了不久我就有了自己的一个宝贝盒,收藏了几枚铜币、几小块小石英,还有几只死的马蜂和蝴蝶,大多是发亮的物品。有一天下午我想把宝贝盒放满,便坐在石灰岩块组成的车道中寻找小块水晶,收集在一个纸袋子里。虽然我高音听不到,低音汽车轮胎下的滚石飞岩发出的隆隆和噼里啪啦声还很凸出。一转头我看到远处有辆长着苍蝇眼睛的汽车开过来。我惊诧地向家里跑去,一开门就见到妈妈,她说:“哎呀,看你的双手!你快去洗洗吧!”我没动,把袋子打开给她看,兴高采烈地说,“你快看我找到多少块了!”她回答,“哇!真的很多耶!”她笑着将我屁股一捏,吩咐道:“然然你快洗手嘛!”洗手间里有个小木凳,专门给我站的,我站在上面洗手。刚洗完,就听到外面汽车门打开的声音。在房子前面伸出的砖道尽头,葡萄架前,停着一辆白色生锈的本田汽车,从车里出来的人衣服整齐,笑容明媚、心情快乐。我妈说,“你爸爸来了。”那条大水泥块做的砖道在我们和我爸爸之间,大约十米长,表面像砂纸,满是裂痕,裂痕里长着杂草和野花。衣着整齐的男人招呼道,“嗨温迪!” 我皱着眉,心里想,“她不是‘温迪’,她是我妈呀。”我妈面无表情地回答他,“你好,汤姆。”她回头叫我姐姐,“阿米丽!你爸爸来了,你们快去吧!”

我父亲本来热爱音乐和画画,再说我们长得特别像,我的很多方面都是从他那里继承的,农村人喜欢说我是他的“正在吐痰的形象”。为了养活我们孩子,他把生活整个方式改成了一个工人式的、而且是个爱家庭的男人的生活方式,他还皈依最土、最农民的一种偏激基督教,把他的油画、国际田径比赛的银牌、跟我妈妈写的诗歌丛书等都给烧毁了。他这种做法产生了一些值得可疑的后果。虽然他能爱他的孩子,能扮装一个理智、幽默、很不错的父亲角色,他还是做不到“爸爸”这一步,他在追求这个非有机的——即不符合他本色的——目标的三十多年中只能算是失败的。汤姆因为爱情,因为家庭生活需要而放弃了做文学老师的理想和机会,做了三十多年的汽车工厂工人,这又是一个所谓的现实且符合美国国情的举措。我母亲好像对此有所反应,她给我灌输的理念是:“追求你的理想职业,不要盲目跟从人群,不要过度关注金钱”。她从小想做个科学家,可是美国当时没有多少女的科学家,美国文化一直到八十年代有着一个很明显的歧视女性现象,但这样的事实只会激发妈妈更大的勇气。我爸爸呢,他结过三次婚,一共养了五个孩子,别的成绩似乎没有。

他们离婚时在抚养权协议中同意给汤姆每周两次拜访权,由于信仰,他周日要带孩子做礼拜,另外一次拜访他选择星期四。星期四他请我们吃饭,喜欢带我们到哈德逊县的一家叫王盾氏的粤菜馆吃排骨和馄饨什么的,每次吃完了就去塞威尔斯饮料店吃冰淇淋。饮料店的面貌从1912年至今一点也没有变。汤姆总是叫我们尝试新的口味,所以在王盾氏不许点汉堡,去塞威尔斯吃冰淇淋点香草味的要挨他的调侃。我们每次都期待他给我们买单,因为他接单时偶尔地会做个非常吃惊的样子,单子几乎飞起来,让我们笑,但我只是笑他的样子,并不了解一个人买单时为什么会吃惊。吃完甜食爸爸带我们去古哈德逊的图书馆。在那里借书都是“免费”,其实是不用当场掏钱,因为父母已经交过税,但很多成人不了解这个,更不用说小孩。我爸爸和我姐姐带我到那里希望我早点开始读书,但是我心里怀疑:这些免费的东西应该不是很好的吧,到处有政府宣传,还有阅读比赛,书还免费借来用,这样咄咄逼人啊。我个人看法如同《爱丽斯梦游境》里的爱丽斯所说的:“没有图片的书算是什么好书呢?”。可是我姐姐的意见恰恰相反,只要读书,不会画画。她似乎过度地投入书籍,才八岁已经戴上眼镜了。汤姆有时会把她留在图书馆,带我到广场草坪玩抛接橄榄球。因为我爸每周只能看我们两次,有点舍不得直接送我们回家,分别前往往带我们回塞威尔斯逗留一阵子。曾经有一晚开始对钱感兴趣的我问他:“一包口香糖要多少钱?”汤姆对他的既安静又敏感的儿子突然说起经济问题来有些惊异,他回答,“这要35分”。我想:“我宝贝盒里有多少美金哪?肯定不到那么多吧?”我就发愁了。爸爸下决心地说,“我买一包请你吧,你可以带回家。”我抱了他的大腿说,“谢谢你,爸爸。”

我妈妈从来都不带偏见地看待我,她只希望我成为我最出色的、本色的自己。从我视线齐到她的腿部的年岁直到我们能平等地交流眼神,她从来不让我害怕,与此同时,她知道我心里想快点长大,所以她不把我举起来洗手,而是给我摆个小木凳。只要有一个技能自己能学会,我妈就强迫我学会,这就是她对我的疼爱。我离开她来中国发展,她照例没有支持也没有反对,一直保持一种健康的怀疑主义。

我妈妈是我们家的主人,我继父吧瑞也要听从她,在我母亲周围的人都不敢弄什么小聪明。按她的安排,我们孩子有固定家务,也有每周的零用钱,但不是很多。有时我妈让我作一些额外的劳动,给我额外的报酬,应该说这是我的第一份工作。在雨水多的春天,我妈接受使命般地搞“春季大扫除”,房子的前走廊摆着她无数的鞋子,她指着鞋子对我说,“然然,我给你五分钱一双,你要把它们刷得干干净净的,刷完十双鞋子,那就不是五十分美金了吗?”我想,“那至少是一包口香糖呢!”便回答,“好的,我来!”结果钱拿到了以后,我没有出去买口香糖。如果我很需要什么东西,更喜欢自己去买,我不喜欢父母给我买东西的感觉,看父母掏钱一直很心酸。钱最理想的用途是储蓄。我在大玻璃罐里存分类的钢镚,过几个月就全都拿出来,按吧瑞教我的方法判断我有没有一枚值得收藏的硬币。到了夏天我妈带我们到科罗拉多州旅游,在我叔叔那里住了一周。那个时候我第一次看到宝石匠开的一家矿物商店。里面的商品可以补充我的石英收藏,可以把我储蓄的钱花在若干真正值钱的东西上。为了继续买矿物和化石、为了看我亲爱的叔叔,我回家以后准备明年再去叔叔家,我妈支持我一个人去,由我负责买自己的到科罗拉多州的票,妈妈负责买我回俄亥俄州的票,那些年车费都是差不多一百美金一趟,以后的八年我一直有一个很好的储蓄目标。

现在才知道我小时候这样朴素、不喜欢收父母的钱,跟我喜欢画画和欣赏漂亮的水晶并不冲突。因为以自己的方式挣钱并且懂得储蓄,懂得把钱花在刀刃上。幼小时帮我妈劳动,十三岁看护邻居们的孩子、十五岁在墨西哥饭馆收拾盘子、十六岁时在外面演奏吉他,还有其他数不清的工作,都伴随着我成长为一个艺术家。有的人认为凡高吃不饱饭就意味着艺术家们都无法谋生,其实,艺术家主要要做到朴素,饭吃得不太饱,不要买奢侈的东西,烟不抽、酒不喝,另外要学好社交。攒钱在可以外面学到,工作也是一种教育吧,我个人感觉见识比学校提供的更到位,更现实。

我亲戚对我的支持很值得珍视。他们先帮我看好一家墨西哥饭馆的工作,然后由我一个人去申请了,是第一次找正式的工作,第一次交税,当时才十五岁。另外我妈指给我看一家素菜馆,那里有人弹吉他,顾客把小费塞在他的玻璃罐里。我找了老板,跟他商量条件,双方达成协议,第二个星期我就独自开车到肯特县去演出,弹了不久,看到我妈妈在后面一张桌子边,高兴地为我捧场。给我投钱的第一个人把一块美金塞到我的玻璃罐里,这是我弹琴挣钱的第一块钱,我妈妈很快就把它拿出来,笑着说,“这个要保留做个纪念哟。”她手里紧握的那张纸币,破烂而且脏,美金本身是黑色和深绿色,一点也不美丽,就像一个破旧的袜子,可是她很爱护它。

 

 

来了大陆以后我的这些工作经历好像在片刻中洗光了。通过一个经纪人的介绍我在一所私立学校任外教,二十四年琢磨过的演奏和作曲家身份,片刻中被禄口机场海关所认可的“[外语]讲师”掩盖住了。一架没有乘客的747型飞机屹立在身后,在前下面有了一个使人头晕、辽阔的人群,如同跳进了一个被放满黑色的篮球的游泳池,黑发人头游来游去,时而台起头来呼吸,说话带着一个模糊的口音。我心里想:“会小朋友中文的阿姨在那里?请过来帮个忙啊!”

200010月份在那个人群中忙活,突然有个“张会计”女士把我拉到她私人办公室里,她递给我的是一种很奇怪的“工资”,是每月初而不是每周五发的、而且正面有毛泽东的红色的头像、反面有座古希腊式会堂……

 

 

 2005/2 于南京

原载于《少年文艺》2005年第四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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